特约作者 | 熊志
7月23日，贵州贵阳一老人捡到初中生手机后，索要2000元好处费被拒，并愤怒地质问警察，“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青年”？经劝导，老人最终归还手机。
由于失主是初中生，身上只有30元现金，所以视频曝光后，该老人马上被口水淹没。那么索要2000元高额报酬的行为，真如网友所批评，是“坏人变老”的新例证吗？
坏人变老背后，“拾金索偿”有另一种解释
新闻没有交代手机的品牌和新旧，很难推断出其物值，不过即便是一部崭新的苹果，拾得人索要2000元的报酬，估计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价位，道义和情理上都说不过去。
中国历来有拾金不昧的传统，捡到遗失物归还失主，也是社会共识。从法律层面看，老人的报酬请求也得不到支持。如《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刑法》第二百七十条同样要求，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侵占罪”进行处理，其中“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最高可以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物权法》、《民法》、《刑法》等法律中对拾得人的相关规定，正是为了给拾金不昧的优良传统护航，避免侵占他人遗失物的不当得利行为发生。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索要高额报酬的行为，是“坏人变老”的结果？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围绕拾金不昧的问题，没有任何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群体在拾到遗失物后，更倾向于据为己有，或者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报酬，上纲上线并不合适。
其次，稍微搜索下新闻可以发现，拾金索偿的争议案例相当多。比如去年6月，宁波一位中年妇女捡到苹果7后，向失主索要2000元的酬谢费，见失主报警直接摔坏手机。
将这类纠纷简单理解为拾得人利益熏心，未免失之简单。尽管拒不归还有违法风险，但类似索要报酬的行为还是密集发生。这是因为对拾得人来说，捡到遗失物要归还，天经地义；但从保管到送还失主，捡东西的人也要花费时间、路费等，他也会有“损失”。请求报酬也是弥补损失。
网友的声讨，未必源于主张报酬，而是报酬的不合理。如果捡到手机的老人，只是索要一两百元的回报，相信舆论风向会大幅度调转，至少批评者不会上纲上线到“坏人变老”的高度。
中国法律下，拾得人的权利和义务失衡
结合相关的案例看，对此次纠纷更善意的理解应该是，拾金索偿的标准缺失，导致拾得人在请求报酬上出现了无据可依的难题。
为了鼓励拾金不昧，社会不仅从道德教化入手，让“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儿歌深入人心，法律层面也如前面提到的，对拾得人进行了约束。而且约束的范围不限于归还，还包括妥善保管。
对暂时为失主保管遗失物的行为，法律界定为“无因管理”。无因不等于无责，同样是《物权法》，第一百一十条要求，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因为保管不当还出现过这样的案例：2015年重庆商报报道，大学生小梅捡到一部手机，在归还失主的过程中被偷，结果被失主请求赔偿。
当然在权利方面，拾得人也有请求必要费用的规定。《物权法》提到，失主在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民法通则》也规定“无因管理”者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但必要费用不等于报酬。武汉大学法学教授邓涉民曾撰文指出，我国民法通则其实是规定拾得人有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但拾得人无报酬请求权，更无附条件取得所有权的权利。它只注重义务的设定，而轻视了权利的维护。
还有法律人士指出，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2条对“必要费用”做出了解释，包括在管理或服务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过程中实际受到的损失，如管理费、维护费和为了交还失主所支付的交通运输费用等。
但现实中，如果拾得人与失主就“必要费用”发生争议，拾得人还需举证证明这些费用的存在，若无法举证或者证据不足，则这一部分支出也不能从失主处得到补偿。相反，遗失人仅仅需要支付很少量的“必要费用”甚至口头上予以感谢，就有权取回遗失物，遗失人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物的丢失却不用承担任何不利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法典》早先几版的草案中，都曾规定拾得人可以按要求获得遗失物价值10%或5%的报酬，而《物权法》的草案中，同样有类似的条文。
不过最终的文本删除了类似存在争议的条款。这是因为在不少人看来，将本属于传统美德的行为，用明码标价的方式来限定，会让拾金不昧变味，显得庸俗化。
问题在于，由于缺少标准明确的支持条款，导致拾得人在捡到遗失物时，在保管和归还会耗费时间和金钱、且不确定是否会有报酬的前提下，会缺少交还给失主的动力，甚至不排除视而不见或者据为己有。本次风波中那种狮子大开口的举动，同样会增加。
日本拾金不昧的风气为什么这么好
中国是个道德伦理色彩相当强的国家，更倾向于用人情社会的那种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拾金索偿的态度便是典型例子，这点和国外形成了鲜明差别。
以日本为例。日本东京警视厅失物招领中心的日前公布了一组数据，2018年，被上交至东京都派出所及警察署等的遗失现金，增至约38.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这一金额已连续3年创新高。
日本拾金不昧的风气之所以如此良好，一方面是因为，对捡到遗失物不归还，有着严格的惩罚措施，比如可能触犯“横领罪”。另一方面，法律明确鼓励拾得人请求报酬的权利，报酬金通常是遗失物品的5%以上到20%以下的金额。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障失主的利益，日本的法律还提到，如果拾得人超过一周才上交给警察部门或者交还失主，失主有权拒绝支付报酬，总之尽量平衡失主和拾得人。而在日本警视厅的官网上，会对遗失物进行公布，方便失主查询。
不只是日本，很多欧美国家都对报酬比例进行了明确，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拾得物的价值在1千马克以下者，其报酬为百分之五，超过此数部分，依价值百分之三”。
另外和中国无主遗失物归国家所有不同的是，在不少国外地区，那些长期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所有权最终归拾得人占有。正因为有类似的利益鼓励，大家才会在捡到遗失物后积极上交。
其实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同样有类似奖励性条款。比如2015年年底印发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提到，处理无人认领的拾遗物品后，公安机关应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不过它仍然只是针对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奖励的来源也是财政资金。
在当下而言，尽管大多数人都会支持给予拾得人适当报酬，但将它明明白白地写进法律，并且规定报酬的比例，无疑会激起强烈反对。传统思维依然不太认同市场化的补偿，而是将拾金不昧牢牢地限定在道德的框架下讨论，往法律层面多迈一小步都相当困难。
拒绝承认拾得人主张报酬的权利，是高估了道德的自觉性，低估了人性在利益面前可能的贪婪和私心。导致在处理一些具体的利益纠纷时，很容易无据可依。
比如此次纠纷中，对该老人的批评，更多是聚焦于“坏人变老”的泛道德化论述，很少人愿意寻找拾金索偿缺少法律依据的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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