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 | 熊志
“杭州女童被租客带走”一案,连日来一直牵动着网民的心。杭州警方日前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嫌疑人有携女童章子欣一起自杀动机。
当悲剧成为既成事实后,环绕在家属周围的聚光灯并没有散去。媒体从章家了解到,章子欣父亲精神状态不佳,章子欣姑父则告诉记者,遗体后续安排不希望再受到关注。
旋涡中的子欣家属,的确有不想被打扰的理由。就在15日,有媒体称子欣的家人准备将其遗体火化后海葬,章子欣的父亲不得不再次出面辟谣。而回顾整个事件,全民围观带来的不止是各种传言的困扰,还有对家属的谴责乃至辱骂,一些网友甚至精准地捕捉到了“奶奶听说孙女出事,脸上毫无悲戚之色”的细节,抨击他们冷血。
子欣的死,家人的锅?
在题为《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之后: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的手记中,上观新闻记者提到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细节——子欣出事后,家属给前来采访的记者做了饭菜,姑姑却突然提醒,“拍照还是不要拍到这桌子菜吧”,她怕网友看到了骂他们还有心思做这么多菜。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却无法在镜头前面展现真实的一切,而得时刻小心翼翼,避免刺破网友关于悲剧主角应该消沉到底的想象。
事实上从子欣失踪案件发酵起,家属们就面临着苛刻的审视。首当其冲的是子欣母亲。这位在18岁就生下子欣的母亲,已经有四年没有出现在子欣身边,因此在一开始便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即便警方调查排除了嫌疑后,谴责其没心没肺的声音络绎不绝。
在相关新闻的跟帖后,可以看到“这个妈妈没脸出来见人吧”、“不配做一个母亲”、“蛇蝎心肠”之类的跟帖,这些跟帖因为收获了大量点赞而排在前列。如果只看跟帖,多半会让人觉得是一个恶毒的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亲手将孩子交给租客的爷爷奶奶,更是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对陌生人的盲目信任,已经是最轻的靶子了,租客提出将子欣带走做花童可以给一定的红包的细节,成为批判两位老人贪财、愚昧的有力“证据”。
在接受采访时的平静,则被一些自媒体绘声绘色地解读为,毫无悲戚之色的冷血;更有甚者,还脑补出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
子欣的父亲同样没有逃掉恶意的指责。在批评者看来,将子欣留在爷爷奶奶身边当一个留守儿童,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子欣被租客带走后,他还有闲暇跟子欣母亲办理离婚手续,更是显得不可理喻;警方尚未找到孩子他就先回老家,则成了漠视子女安危的凭据……
从子欣失踪到确认遇难,漩涡中的受害者一家,在从天而降的悲剧之外,还承受着来自道德制高点的二次伤害,仿佛只有按批评者的活法,才真正像个受害者。
杭州女童案,谴责受害者的声音为何有市场
在诸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类似谴责受害者的逻辑。对受害者的谴责,源于一种完美受害者的想象,这种想象会倾向于放大受害者的瑕疵,并视其为悲剧发生的关键缘由。
比如性骚扰案件中,指责受害女性穿着暴露。这种逻辑谬误背后,隐藏着伤害无法抵御时只好反求诸己的妥协。
具体到杭州女童案件而言,它的复杂性和悬疑程度超乎以往。最初子欣被带走而两租客又捆绑自杀后,从绑架拐卖到邪教迫害,各种神乎其神的猜测甚嚣尘上,直到今天警方通报也只还原了部分真相,还有太多疑点有待揭晓。就连作案动机,同样成了悬疑剧。
悬疑迭起,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些揪心子欣命运的网友,想要寻找避免悲剧发生的细节,可能都会无从下手。因此他们难免会将目光更多落在家属身上,通过放大那些看得见、确定性的防护网漏洞,为谜一样的悲剧寻找一个逻辑上能自洽的结果。
加上对已经自杀的凶手,再怎么谴责都失去了意义,所以子欣的爷爷奶奶,成为了众人批判的靶子,毕竟是他们亲手将孩子交到了恶魔手上。
谴责受害者的错误在于,它脱离了真实情景,并放大了少数细节。事实上关于孩子爷爷奶奶对租客的廉价信任,正如尼德罗在《为什么章子欣成了被恶魔选中的孩子》中所提到的,千岛湖镇本就是熟人社会,没有复杂人际关系下的各种“套路”,长期生活于此的老人,对外人的信任门槛相对更低,尤其在租客使用频繁买水果、租房、带孩子出去玩等手段套近乎后,放低警戒线并非不可理解。
子欣被带走后,其父亲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还顺便和前来探望的母亲把离婚手续办了,都是出于同样的信任逻辑,它未必是不重视孩子的证据。
那些对其母恶言相向的网友,想必一定没有看到“去杭州办离婚的钱都是借的”这样落魄困难的细节;同样,谴责老人冷血麻木的“热心”围观者,也是对子欣奶奶在听到噩耗后晕倒的情节,进行了选择性的无视。
类似的过度延伸解读,说到底是为了论证家属的不尽职。可以说,正是受害者的不完美,为道德制高点上的批评者,提供了关于此案如何发生的解释。
那些谴责家属的网友,不懂真正的底层
知乎上有一篇题为《亲人死亡后不哭不悲的人是什么心理?》的问答,正如有答主所言,心理学上讲,这是一种情感隔离机制。悲剧当事人的喜怒哀乐,未必能被轻易看出来,用前述记者手记的话来说,便是“太多的痛苦没有被看见,而更多的痛苦是看不见的”。
没有被看见的不只是痛苦,还有真实的底层物语。正如在批评者错误地看来,子欣这样的农村家庭同样得按照大城市的方式生存,有着城里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对风险的高度敏感。
其实对绝大多数留守家庭来说,在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大城市很难融入的前提下,将孩子交给长辈隔代寄养,已经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了。
不少留守儿童的家庭,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也正因如此,之前没有在镜头下生存的家属,突然成为风暴的中心,难免会无所适从,不知道以怎样的姿态来呈现这场悲剧。
当然,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之所以挤满了看客,那些借题发挥的自媒体功不可没。不善于表情管理的家属们,正好提供了联想的空间。
“奶奶听说孙女出事,脸上毫无悲戚之色”,于是被当做解剖底层冷酷人性的重要材料;在那篇传播甚广的《杭州失踪女童尸体找到了,整个事件令人不寒而栗》,作者甚至不忿地写道,“现在子欣生死未卜,她父亲竟早早就回了老家,完全不管了。”
猎奇、渲染、过度解读,人血馒头式的写作,迎合了网友迫切希望寻找谜案“责任人”的愿望。这种一拍即合的共识,造成了失焦,带来了对家属的二次伤害,却又成为最具流量价值的切口。
沿着这个切口,缺少农村留守体验的网友,代入过深,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套嵌底层。对子欣家属们的指责和谩骂,则构成了一幅可笑的场景:仿佛任何人都要比其家属更加关切子欣的命运。这就是真相吗?当然不是,只是由于“太多的痛苦没有被看见”,它就成为了事实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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