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自己举报自己吃回扣,都是收入低给逼的?
日期:2019-06-11 浏览

特约作者 | 熊志

开一支药能拿多少回扣?日前,海南省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一位医生自揭黑幕。据他说,自2014年他到该院工作,就发现有拿回扣现象,“(自己)每个月一两千元(回扣)。”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和奖金等薪酬6000到6500元。除他之外,有十多位同事也拿回扣。自己举报自己的操作,给事件增加了额外的看点,但它所牵涉的药品回扣,却早已成为一个审美疲劳的话题了。

医生吃回扣现象到底有多普遍

这起自己举报自己的案例,目前仍然停留在爆料阶段,细节是否完全属实,依旧有待调查验证。不过根据该医生提供的回扣清单,上面清晰记录了每盒药的回扣金额、开药数量、最终回扣额,这增加了该医院存在普遍吃回扣现象的可信度。

关于药品回扣的潜规则,公众早已不陌生。2016年央视曾历时8个月,对上海和湖南部分医院进行了系统调查,调查显示,一些医药代表给医生的回扣,最高可以达到药价的40%。

央视曝光医生收回扣视频截图

更早之前,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曾引用一项名为“透视医生调查”的研究发言,根据该研究,54%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39%的人说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

无独有偶,这两天还有另一个同样涉及医疗回扣的狗血案例——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博士生举报其导师,给患者乱装心脏支架收回扣,装一个回扣一万元。此次风波同样还处在调查阶段,不过类似“以器养医”为代表的回扣现象,也不胜枚举。

医院和医生吃回扣,最直接的后果,一是导致药价虚高,加剧看病贵。以前面提到的心脏支架为例,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包含成本、研发费用后的出厂价,往往只有两三千元,但最终到患者手上可能溢价八九倍,实际费用高达一两万。

二是医生为了多拿回扣,卖力推销返点高的药品,还会导致过度医疗。这不仅会提高患者的就医成本,还可能有损患者的健康,危害医疗安全。更重要的,它还常是医患冲突的导火索。

医疗回扣盛行背后,医生收入到底低不低

有网友觉得,拿回扣固然不对,但也要正视医生收入低的现实——中国医生的收入结构不合理,医疗服务价格太低。如果不通过吃药品回扣的方式找补回来,别说医生,医院可能都经营不下去——有种说法是,“N次医改,政府最该改的地方——医务人员的薪酬——丝毫没有变化”。

其实,医生收入水平高不高,要看怎么比。比如此次举报事件中,当事医生承认的收入是,工资和奖金等薪酬在6000到6500元,此外回扣还能带来一两千的收入。

这个标准放在一二线城市当然很低了,但他所在的万宁呢?

网上可以找到海南万宁到各地的统计公报,2018年的数据显示,当地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32329元。该医生的月收入,减去必要开支,再和换算成月份的当地平均收入相比,其实不算低了。

事实上,研究医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2018年曾列举过一组数据,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还是有变化的——合法收入已经是同学历、资历的公务员、教师收入的三倍。

朱恒鹏收集的数据显示,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2.2万美元,台湾地区医生平均收入大约在40多万元人民币,高年资医生也不过6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台湾地区医生收入大约是人均GDP的2.5-4倍。

北京人均GDP大约10万元人民币,北京三级医院医生的合法收入平均在30万元以上,高年资医生在60万元以上,已经是人均GDP的3-6倍以上。日本医生的年收入约为日本人均GDP的3.8倍。从这个角度看,京沪地区的医生收入也不算低。

当然,这里涉及到是一线城市公立医院的医生,未必具有普遍参照性。在基层医疗体系中,医生的从业环境更差,劳动强度同样很高,但回报却比不上一线城市。而且,中国的万人医生拥有量,其实还是远低于欧美等国的,这意味着同样的收入水平,中国医生可能得付出更大的劳动强度。

但这同样不能为吃回扣提供合理性。医生天职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推销药品、器材。比医生辛苦且收入低的职业比比皆是,如果觉得收入低就可以通过灰色途经找补,那整个社会岂不乱套了?

医疗回扣的根源在过度的行政管制

对医生的批评,不意味着它就是医疗回扣的罪魁祸首。在整条利益链上,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只是最后环节,上游还包括药厂、医药经销商、医药代表,以及医院的药房等等。

此次举报风波中,该医生就提到,因为利益冲突,药房工作人员曾和负责人发生争执。他还表示,医院领导对此完全知情,但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知情。

考虑到药品并非从厂家直供医生,有着一整条财务审批链条,说医院领导不知情自然可信度不高。

关于这条利益链的存在,另一个最常见的分析是以药养医、医药不分。其实这只是说出了正确的废话而已,如果往更深层次追溯,医疗回扣更多还是行政管制的结果。

为了维护医院的公益属性,政府一方面对医院在土地和财政上给与补贴优惠,另一方面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都有严格的限制。哪些项目如何收费,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并不掌握市场化的定价权。

比如在药品层面,在2015年以前,中国的药品都有最高零售限价。医院的进货价和销售价同样有明确管制,近几年随着药品零加成政策的推出,医疗机构15%的加价率取消。

可账面上的合法加成取消容易,医生的处方权却很难监督。由于医疗服务定价普遍较低,医院和医生往往只能通过高价药品的回扣,弥补低价医疗服务导致的损失。

多重限价管制,并没有消灭药价虚高的局面,反而让回扣转入地下。

另外还得看到,公立医院的医生多是有编制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体制化的存在。一个直接后果是,医生固定在一个场所,无法流动起来自由执业。如果能够自由执业,雇佣关系更加灵活,凭借着专业水准和服务品质来获得市场化的收入,自然不会昧着良心冒险吃回扣。

有了公开透明的竞争,医疗服务才能得到正常定价,回扣的空间才会压缩。像中国台湾地区此前对医疗回扣现象的治理,正是采用的大力发展民营医院的思路。

当然,任何变革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破除医疗回扣任重道远。但在此之前,对手握处方权的医生,进行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仍然是有必要的,收入低绝不是免责理由。何况收入高低,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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