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研究生,是阻止学历贬值的好办法吗?
日期:2019-05-05 浏览

特约作者 | 李勤余

合肥工业大学、广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相继发出公告或通知,对部分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其中前两所大学分别涉及46人和72人,退学原因主要是未在规定的最长年限内完成学业。该消息一出,网友纷纷表示支持。原因很简单,现如今各类“水硕”“水博”层出不穷,虽拥有光鲜亮丽的学历,却不具备相应的真才实学。这对那些寒窗苦读、勤恳耕耘的同学来说,未免太过不公。看来,清理“翟天临”们,正当其时。

那么,如果将“清退”制度常态化,能不能实现高校的“严出”?进而言之,如果抬高毕业门槛,能否提高学历的含金量,避免当今社会学历的相对贬值趋势?

要实现“清退”,其实并不容易

如果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此番清退违规研究生并非这几所高校的首创。早在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就曾清退300余名研究生,原因是这些学生长期旷课,有些甚至已超时学习两三年。被清退者中半数以上属于定向、委培,还有不少是企业高管、公职人员以及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因此引发舆论热议。

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曾将奥运冠军杨威、高崚清退

我们当然要为高校的果断处置大声叫好,但应该看到,上述情况实属个例。长期旷课也好,超时多年也罢,都属于极为明显、一望便知,被清退可谓理所应当。然而,大多数“水硕”“水博”的蒙混过关却未必能被及时识破。或者说,他们的毕业与否大都取决于导师、校方的一念之间。

正因如此,想要不留情面地在高校推行“严出”制度,难免会遭遇比较大的阻力。不必讳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中存在一张人情编织的“大网”。尽管它看不见、摸不着,但人情的魔力之大,相信没有人会否认。纵然,导师可以对学生不讲人情,但面对可能和学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同事、老乡、朋友、邻居、领导等却很难不讲。比如,“清退”其他老师的学生,会不会因此得罪了自己的同事?这是每一位导师不可能不考虑的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各方都能板起面孔,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清退”仍然要面对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清退”学生,会造成高校毕业率的下降,这会不会影响到其社会评价?这恐怕是校领导不能承受之重。又比如,如今许多名校毕业生乃至硕士生、博士生都很难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何况是那些连大学都没有读完的辍学者呢?在就业道路仍然充满风险的情况下,这一群体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很有可能演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可见,“清退”制度固然看上去很美,但实行起来必然困难重重。

对“严出”的效果也不必抱过高期望

实施“严出”,显然有其必要性。在高校不断扩招的大环境下,如今的学历正在相对贬值,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可以说,“翟天临”的数量愈多,学历的含金量也就越低,所以,用“严出”来保证高校教育的质量,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学历,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工业社会要求“合理”与“效率”的原则,而学历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因为,学历可以排除或缩小先天性因素对个人参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从而实现机会均等的原则,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空间。我们重视学历的含金量,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平。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理念正在遭受挑战。法国历史学家艾玛纽尔·托德在《民主主义以后》一书中指出,法国的学历神话已经崩溃。大量大学毕业生被排斥在依靠名校学历受到庇护的特权圈子之外。那么,这一“特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就在今年3月,多达50人被起诉涉嫌参与若干所美国顶尖大学体育特长生招生舞弊案。通过一系列操作,这些家长的孩子可以成为所谓的“体育特长生”,在录取时获得更多优势。而这些家长大多都是不差钱、有地位的社会名流,包括很多金融企业高管、律师行业翘楚以及好莱坞明星等。

美国名校舞弊案,涉事明星及大学教练

对于这些孩子,不用说录取了,就算是大学毕业以后,学历以外的因素也完全可以在就业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正如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所分析的那样,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不仅要调动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还要调动物质关系网络。所以,“严出”能够推动社会就业公平、机会平等,但在社会分层愈发明显的未来,恐怕越来越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须知,公平,从来不是教育界的一家之事。

“严出”将引导我们反思高等教育的本质

“严出”制度的一大作用,必然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但是,所谓“教学质量”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恐怕是常常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如果说“严出”就是保证大学生必须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相关考试,从而获得毕业证书,这是不是就算高质量的教育呢?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该是单纯地追求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效益。许多非经济性的教育效果,往往能对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常说的国民素质、人文素养从哪里来?高校教育责无旁贷。法国政治学院教授涂茹·贝拉特曾经指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对社会人文精神、社会文化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相反,高等教育越发达,人文领域反而有退化的倾向。

这又是为何?因为,时下的高等教育正在不断趋向专业化、技术化。对大学生来说,眼下最重要的当然不是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而是掌握专业知识,以期顺利毕业。所以,高铁“霸座”博士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学历和素养之间的断裂,或许会在今后显现得更加明显。另外,我们还能在如今的舆论场中找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理科生可以名正言顺地鄙视文科生,原因无他,只因后者所学“没用”,吟诗作画根本“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更令人担忧的是,同意这一观点者大有人在,且对此深信不疑。

高铁“座霸”孙赫博士

由于教育领域功利主义观念的横行,高校教育有可能逐渐腐蚀青年人的内心,剥夺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于是,长年累月的寒窗苦读逐渐退化为一种功利性的无奈之举——为了追求金钱、地位而做出的必要牺牲和忍耐。在西方国家,当青年感到苦学得到的学历对于求职并无多少作用时,就会爆发对社会政治的不满,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水平。不久前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证明,某种幻灭情绪,已经弥漫在西方社会。

当然,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下,一味奢谈高校教育的人文取向恐怕也不现实。对众多中国大学生而言,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仍然是当务之急。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诗和远方更无从谈起。如果“严出”能帮助大学生扎实地掌握技能,剔除鱼目混珠的“翟天临“们,那么它的正面效应就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只是,既然有前车之鉴,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应该冷静地思考:所谓“严出”,严的到底应该是什么?在保证知识传授、技能学习之外,高等教育还应该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作出怎样的贡献?当每一位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迈向社会时,其所受到的“严格”教育应该既能帮助他顺利找到工作,也使他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样一来,学历的含金量自然会更足。

第44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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